九江王-历史上有几个九江王-九个人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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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上有几个九江王

庐山的历史传说：有一种传说，早在周初(大约公元前十七十六世纪)，也有说在周威烈王时候(即公元前四世纪)，有一位匡俗先生，在庐山学道求仙。据说匡俗字君孝，有的书称匡裕，字子孝，也有称为匡续的。从中国传统的名与字的联义看，其名为裕，是较为合理的，俗字是误传，俗、续二字罔音，也是传闻之悦。但现在普遍流传的名字是称他匡俗，匡裕很少有人知道了。为了方便，这里依照人们熟悉的称呼。此外，还有称匡俗为庐俗，这种传说乃是因名山而臆想其人，以地名为氏，以氏为姓，倒还符合古代的惯例。至于他确切的姓氏，自然毋庸予以追究，要追究也无从着手。据说，匡俗在庐山寻道求仙的事迹，为朝廷所获悉。于是，周天子屡次请他出山相助，匡俗也屡次回避，潜入深山之中。后来，匡俗其人无影无踪。有人说他成仙去了，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后来人们美化这件事把匡俗求仙的地方称为“神仙之庐”。并说庐山这一名称，就是这样出现的。因为“成仙”的人姓匡，所以又称匡山，或称为匡庐。到了宋朝，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脱匡字的讳，而改称康山。另一种传说，在周武王时候，有一位方辅先生。同老子李耳一道，骑着白色驴子，入山炼丹，二人也都“得道成仙”，山上只留下一座空庐。人们把这座“人去庐存”的山，称为庐山。“成仙”的先生名辅，所以又称为辅山。但是老子与武王并不同时，这同样是神话故事。第三种传说，仍然是匡俗先生的故事，但时间较晚，情节也有些不同。说是匡俗的父亲东野王，曾经同都阳令吴芮一道，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东野王不幸中途牺牲。朝廷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封东野王的儿子匡俗于邬阳(邬,xiao音肖，邬阳为今都阳县一部分)，号越庐君。越庐君匡俗，有兄弟七人，爱好道术，都到都阳湖边大山里学道求仙。这座越庐君兄弟们学道求仙的山，被人们称为庐山。庐山的山水文化：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名胜古迹遍布。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此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苏轼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云雾；李白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秀峰马尾瀑；毛泽东写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吕洞宾修仙而居的仙人洞，均是诗景交融、名扬四海的绝境。庐山的名胜古迹还有：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屯兵饮马的小天池、凭栏可极目远眺蜿蜒长江的望江亭、白居易循径赏花的花径、千年古树三宝树、观鄱阳湖日出的含鄱口，有3000多种植物的植物园、如五老并立的五老峰、抛珠溅玉的三叠泉瀑布，被陆羽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谷帘泉，天下第六泉的招隐泉，天下第十泉的天池峰顶龙池水，等等。 “苍润高逸，秀出东南”的庐山，自古以来深受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的表睐，并成为隐逸之士、高僧名道的依托，政客、名流的活动舞台，从而为庐山带来了浓浓的文化色彩，并使庐山深藏文化的底蕴。山水文化，是人们以自然山水为素材而创造的精神成果。山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自身的过程中辟出的一片壮丽天地，亦是构成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精神支柱。庐山山水文化，是中国山水文化的精彩折射，是中国山水文化的历史缩影。庐山的自然，是诗化的自然，亦是“人化”的自然。自东晋以来，诗人们以其豪迈激情、生花妙笔，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东晋诗人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南朝诗人鲍照的《望石门》等，是中国最早的山水诗之一，庐山并成为中国山水诗的策源地之一。诗人陶渊明一生以庐山为背景进行创作，他所开创的田园诗风，影响了他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坛。唐代诗人李白，五次游历庐山，为庐山留下了《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等14首诗歌，他的《望庐山瀑布》同庐山瀑布千古长流，在中国华大地及海外华人社会中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极品。宋代诗人苏轼的《题西林壁》，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成为充满辩证哲理的名句…… 庐山风景，是以山水景观为依托，渗透着人文景观的综合体。庐山，通过诗人、书画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的心灵审视，创造出众多散发着特别浓郁人文氛围的历史遗迹。正如一位新加坡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如果说泰山的历史景观是帝王创造的，庐山的历史景观则是文人创造的。” 陶渊明以庐山康王谷作为文化背景，创作的《桃花源记》，洋溢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光灿。南朝时的《庐山二女》，以庐山为活动舞台，成为中国早期志怪小说的名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造就了一处名胜——花径；他在庐山筑有“庐山草堂”，所撰的《庐山草堂记》，是记述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名作。宋代理学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由此宋明理学在这里千秋耕耘，并真切地记录了这一具有深刻特征的文化现象的过程和历史。朱熹订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准则和规范，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山水诗、山水画是中国山水文化中两大华项，山水诗在庐山大放光采，山水画亦在庐山一展风流，闪烁出耀人的辉光。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从此历代丹青大师以庐山为载体，以这一艺术形式对庐山赋予美感境界的表述。中国画在理论上的第一次突破，亦是顾恺之的“传神说”，然而这是受到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阐发的“形尽神不灭论”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庐山东林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的宗炳，他所撰的《画山水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山水画论，他所阐述的山水“畅神说”，打破了“君子此德”的美学观，表现了一个新的美学思潮的兴起。文人墨客对庐山抒情写意，浓墨重彩，使庐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科学家们对庐山进行科学探求，揭示其美的真谛。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庐山第四纪地质地貌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冰期之庐山》等一系列研究著作，从而开创了第四纪冰川学说，又由此而引发中外学者对庐山第四纪冰川的学术论争，从而演奏出一部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世纪交响曲…… 庐山的宗教文化：在祖国的大地上，一说起四大佛教名山，几乎妇孺皆知，而世界文化景观——庐山的宗教文化则更引人入胜。庐山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则在于“一山藏六教，走遍天下找不到”，在这座云雾缭绕的灵山中，释道两教从互争雄长走向携手共勉；在这座缥缈的仙山中，移植来了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四颗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它们在庐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把庐山变成了宗教的荟萃地，神灵的伊甸园，宗教文化在庐山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是极为显著的。庐山“道释同尊”。公元四世纪，高僧慧远在庐山建东林寺，首创观像念佛的净土法门，开创中国化佛教，代表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禅师竺道生在庐山精舍，开创“顿悟说”。天师张道陵，一度在庐山修练；道教禅师之一的陆修静，在庐山建简寂观，编撰藏道经1200卷，奠定了“道藏”基础，并创立了道教灵宝派。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三世纪，庐山宗教兴盛，寺庙、道观一度多至500处。1942年，世界佛教联合大会在庐山召开。本世纪初，二十余国的基督教教会汇集庐山。至今，庐山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及教派的寺庙、道观、教堂多座。东林寺谈起了庐山的宗教文化，引人注目的佛教场所当数庐山东林寺，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由江州刺史桓伊资助，慧远兴建，该寺曾为全国八大道场之一，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第二中心，寺中现有“唐经幢”、“护法力士”、“柳公权东林寺残碑”、“李北海东林寺残碑”、“王阳明游东林寺碑”等珍贵文物。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学者，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柳公权、苏轼、黄庭坚、岳飞、陆游、康有为等相继来过东林寺，并在此留下了许多宝贵墨迹和诗篇，堪称江西佛教丛林之冠。使得佛教在庐山出现“钟声长鸣，香烟缭绕”的昌盛时期。西林寺坐落于庐山北麓，建于东晋太和二年（公元376年）由太府卿陶范创建，为庐山北山第一寺。初是沙门竺昙结庵草舍，死后慧永继承师业。到晋太元二年江州刺史陶范为之立庙，命名为西林寺。自晋至唐一直鼎盛，元为兵焚，明修又毁，此后长期不复。现寺，近年重修，庙宇宏敞，佛像高大，规模不亚当初，别致庄严。庙中，原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索笔《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其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一句，极具哲理。正当佛教在庐山蓬勃兴盛的时候，南朝名道陆修静也来庐山开辟道场，庐山道教由此而迅速发展。同时也开始了佛、道两家在庐山共争共荣的局面。说起庐山道教的福地洞天，当数庐山仙人洞，其实庐山仙人洞只是一个由砂崖构成的岩石洞，由于大自然的不断风化和山水长期冲刷逐渐形成的天然洞窟，这里不仅是历来最为游人喜爱的胜景，而且是道教的福地洞天。相传唐代名道吕洞宾曾在此洞中修炼，直至成仙，后人为奉祀吕洞宾，将此洞窟更名为仙人洞。洞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两旁有两副对联：“称师亦称祖，是道仍是儒”，“古洞千年灵异，岳阳三醉神仙”，洞旁苍色的山岩下，依山临壑建有一栋斗拱彩绘，飞檐凌空的殿阁，名老君殿，殿为歇山式单层建筑，整个建筑显得庄重而又轻巧，内供太上老君李聃骑牛雕像。庐山历史上有寺庙360所，道观200余处，使得庐山成为南方的宗教中心。在释、道两教在庐山争雄之际，随着1858年九江被强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为外国传教士进入九江打开了方便之门。美以、美会、圣公会都属基督教教派，来华始自19世纪初叶，登临庐山牯岭则在1886年，始作俑者是一位来自英国肯特郡的传教士李德立。1886年刚到中国，时住汉口的李德立听闻驻汉口的宗教团体涉足庐山，以金钱和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霸占庐山长冲一带，开始了开辟牯岭，传教布道的活动，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立为首的基督教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泛滥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当以李德立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开始经营牯岭的时候，天主教、东正教势力也接踵而至，闻风而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俄国东正教牧师尼娑盗买到庐山约之塔寺地产——芦林地区，后转租星洲地区，这样，沙俄东正教在星洲租借地区“建房一切布置”随意进行起来，据《庐山志》记载：“俄东正教堂历来侵占界外之地甚多”。东正教在庐山势力甚嚣一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俄政府一再努力，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自此，沙俄在华势力灰飞烟灭，庐山东正教势力消弭无形。法国传教士见英、俄宗教势力蜂拥上山，也迫不及待，加紧涉透，1914年9月，时任统领江西北境六府五教的樊体爱签订租约，在庐山强租土地，获得77亩新地，成为樊体爱为首的天主教在庐山扩张的巢穴，期间，天主教在山教会组织不少，有安息会、循道会、伦敦会、雅礼会等9个教派，他们以租借地为营地，以教堂为中心，与基督教、东正教势力互为呼应，广为活动，此时的庐山处处游荡着外国宗教势力的幽灵。与西方宗教势力称盛庐山不同的是，伊斯兰教悄然而来，默默无闻。1925年，少许穆斯林在庐山建起了唯一一座供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圣所——清真寺，力量弱小而单薄，在林立的教堂中黯然失色，毫不起眼，长期占据庐山的佛道两教也在西方宗教势力的冲击和排挤下，而失去了市场，日落西山，风光不再。物换星移，星斗变换，无论是经历过兴盛与衰败的佛道两教，还是近代介入庐山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而今都以崭新的姿态，焕发了生机和活力，风格各异的宗教建筑，芸芸的宗教徒，袅袅的香火，清悦的梵音，构成了庐山神秘而具魅力的宗教世界，一山兼具六教，庐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道永远让人追溯的课题，从而受到海内外宗教人士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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