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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解读如何区分外贸综合服务与假自营真代理？

外贸综合服务的退税主体是生产企业。“假自营真代理”的退税主体名义上是自己，但实质上另有他人。

例：A生产企业与境外B公司签订了一批自产货物出口合同，合同中约定货物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C公司出口至境外B公司，货款由境外B公司支付给C公司。同时，A企业将这批自产货物销售给C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到货款。C公司以自营方式报关出口给境外B公司后，向所属地税务机关申报了出口退税。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脱离政策限定的范畴。

假设A企业与C公司的国内销售合同是虚假的，并且C公司申报退税收到退税款后，扣除代理费后再返还给A企业的，就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情形，则属于假自营真代理的违规范畴，不能办理出口退（免）税。

风险提示

出口企业分类管理的税收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年第61号）规定，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按照条件不同，划分一、二、三、四类企业进行管理，并自申报出口退（免）税之日起按不同的措施办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应公告中明确的条件，否则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出口退（免）税手续。

出口操作方式的税收风险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要确保真实的自营出口，如果不注意操作细节，有可能会成为“假自营真代理”的替代品。根据13号公告规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如发生虚开增值税扣税凭证（包括接受虚开增值税扣税凭证，善意取得的除外）、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违法行为的，应作为责任主体按规定接受处理。因此，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要加强内部的税收风险控制；严格审查供货的生产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生产能力，要符合税务机关核定的标准；确保申报出口退（免）税的国内采购货物为生产企业自产及出口的真实性。

出口退（免）税申报的税收风险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申报出口退（免）税以及受托代理出口申报《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申请表》时，应在“备注”栏内注明标识，否则，不符合13号公告规定的条件。因此，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经政府商务部门认可审批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即使是标准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但在申报出口退（免）税时不注明标识码，就等于自我不认为是外贸综合服务模式，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货物，同时既签订购进合同又签订委托出口合同，税务机关会判定为假自营真代理形式不予办理退（免）税，应视同内销征税。

二是外贸企业如果以外贸综合服务模式运作出口并在申报退（免）税时，注明标识码就等于认同为该类业务。目前，此类做法是否属于外贸综合服务享受出口退（免）税存有争议，但13号公告规定符合外贸综合服务申报出口退（免）税的条件，并未明确必须经政府商务部门认可审批这一条款。因此，亟待出台相关文件进行明确。

三是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购货物出口，要保证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结关信息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信息一一对应。

四是与供货生产企业签订的购货合同要规范，标明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负责出口和办理收汇的条款，要注意国外客户付汇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收汇的一致性，尽量避开第三方收汇方式。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签订了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满清政府进行改革，但改革内容多与年的戊戌变法雷同。这是清末新政的时代背景。

而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统治的实质，而只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并不能满足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同时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而且新政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因此新政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反而适得其反，将其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罗斯福的“新政”处方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就职后的第三天，即年3月6日，罗斯福宣布全国银行“休假”，这是他所采取的重建银行和经济结构的第一步。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令》，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13日至15日，全国绝大多数银行经过财政部审核，在政府监督下，分批陆续恢复营业。

罗斯福对惊魂不定的美国人民说：“我向你们保证，把你们的钱存入重新开业的银行比藏在床褥下更为保险。”6月16日，国会通过了《年银行法》，建立由联邦承担责任的联邦储备体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银行信用很快恢复，银行存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20亿美元！。

在整顿农业方面，从年5月开始，新设立的农业调整管理局着手开展了一场雷厉风行的行动，在春夏两季有计划地犁掉了大约万英亩棉田，收购和屠宰了大约20多万头即将临产的母猪和600多万头小猪，几千万头牛和羊。物缺则贵的无情法则发生了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下降，加上—年遭到严重旱灾，农产品价格开始回升。从年到年农业总收入增加了50％，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包括政府补贴）几乎翻了一番。保持平价的比例从年的55％上升到年的90％。

年春天，罗斯福政府制定了旨在整顿工业的《全国产业复兴法》，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宗旨是订立可免受托拉斯法案限制的公平竞争规约；第二部分提出要成立“公共工程署”，并为此拨款33亿美元。罗斯福称之为“向工业界提出的艰巨任务”。7月又提出订立“一揽子规约”的想法，规定如愿意合作的雇主应保证遵守全国复兴总署规定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标准。200万雇主接受了“一揽子规约”，并在企业门口悬挂以印第安人的雷鸟为蓝本而设计的蓝鹰徽———服从规约的标志。

在“新政”中，“救济”是一个主要方面。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更主要的方面是以工代赈。罗斯福上任后从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扩大政府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而出现的空白，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年4月28日，罗斯福正式宣布工赈计划，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